米仓道路线与性质初探(上)
2020-03-21 巴中传媒网 来源:巴中日报

巴陕高速沿昔日米仓古道向北延伸

彭邦本

  2012年3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巴中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局等有关部门和学术单位,组织了对米仓道的首次大型考古、历史文化调研考查。由考古、历史、地理和文博等多学科学者组成的考察队分两组按计划认真走完了翻越米仓山的三条重要路线,徒步跋涉500余公里,历时13天[1]。考察中发现、考察了众多文化遗址、遗迹、遗物,特别是数量可观、内容丰富的唐宋以来的许多碑文、题刻,不仅确切地揭示了米仓古道不容置疑的存在,而且证明前人关于米仓道线路的记载基本合乎史实。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学术活动,谨结合实地考察所获和文献研读,对历史上源远流长、地位作用重要的米仓古道略陈浅见如次。

  一

  近世以来,陆续有一些学者研究蜀道,但涉及米仓道者寥寥,其中老一代学者较早的代表性著述有黄盛璋先生的《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2],和严耕望先生集多年研究成果的名作《唐代交通图考》等[3]。黄先生论文虽然已有一定篇幅论及米仓道,但只是作为蜀道或川陕交通的一个部分,尚非其探讨的重点;严先生书中的《山南境内巴山诸谷道》篇引述丰赡,论证严密,可谓真正开启了对米仓道的专题研究,唯因时代所限,尚缺少实地考察和考古资料的佐证。其后学界对米仓道的专题研究仍然不多。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已有少量学者开始结合文献记载、实地考察或考古调查探索米仓道,其成果无疑将研究向前有所推进[4]。但因米仓道山高路险,且多线歧出,考察殊属不易,加以文献零散,研究难度甚大,总体而言,米仓道的探讨尤其综合性研究尚属初始阶段。

  对于翻越大巴山的蜀道诸线,黄盛璋先生在首先概述了沿川陕间唯一切穿秦巴山地的嘉陵江河谷的剑阁道亦即金牛道后指出:

  巴江是嘉陵江一条大支流,巴江虽没有切穿巴山,可是它的上源的源头跟汉江的支流有的就只隔着一条巴山的分水岭,沿着巴江谷道也有好几条道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沿巴水西源经巴中、南江以越巴山,巴江西源过去认为是巴江之源,此水的对面恰恰有一条汉江支流濂水,北流到南郑汇入汉江,沿着这两条谷道古代称做米仓区,因这一带巴山古代叫做米仓山而得名,米仓道也是著名的入川通道,但它跟剑阁比起来,那相差很远。还有一条洋巴道沿着巴江东源经达县、宣汉、万源翻越巴山,中间通过较长的分水岭到达镇巴,然后再沿洋河以出西乡,这条路在历史上已有记录,但其重要性又在米仓道之下。川陕间翻越巴山的通道,历史上主要就是上面这三条,以地位的重要,应用的频繁,历年的久远,以及所起的作用而论,只有剑阁道够得上称川陕通道,其他两道都是远不能比的。[5]

  黄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的观点建立在“对川陕间通道的形成及其在历史时期应用情况作一个全面的考察”基础上,既有一定根据,也很有代表性。[6]

  不过,米仓道与金牛道比虽“相差很远”,却并非不重要。米仓山是广义的大巴山脉西段,汉江、嘉陵江的分水岭,大致呈东西向弧形横亘于今川陕边界,西连摩天岭,东接狭义的大巴山,并与后者共同构成著名的大巴山系。古代山区的交通线一般多循河溪谷道形成,并在水流源头或一些地形特殊的节点翻越山岭继续沿谷道延伸。因而顾名思义,所谓米仓道,系由历代先民南北向穿行、翻越米仓山脉的谷、岭而成。由于东西横亘的米仓山脉地域广袤,其间南北向的河谷众多,由之形成的古道自然就不止一条,其中就有黄先生所谓沿着巴江谷道的“好几条道路”,构成一网络状体系。以往讨论米仓道众说纷纭,原因之一就是习惯于将之视为只此一条,别无他径,而没有注意到米仓道本为多线、复线体系的实际。所以,现今探讨米仓道,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古代主要连接陕南和四川盆地的蜀道体系中,米仓道不仅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且其自身就是由多线构成的南北向交通网络。



蜀道之米仓道线路图

  不过,交通地理的人文性质使其还要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历代记载反映,米仓道网络的线路主要在巴中与汉中之间,分布于今两市地域内,因而此次考察的范围亦集中在这一带。这些线路主要有以下几条:

  1.自汉中市的南郑县出发,向南沿濂水谷道,经红庙、喜神坝、小坝、巴峪关(或曰官仓坪)、大坝堡(或曰牟阳城)、米仓关、官坝堡(又称关坝)、令牌子坡、竹坝子、柳湾子、上两、桥亭堡、鹿角垭、甑子垭到底塘堡(今南江县城),之后沿巴河(巴江)又曰南江河谷,经南江县城南的东榆堡、石灰堡、八角垭、沙河堡、淘金堡(赤溪场)、马掌堡、白杨堡(下两河口)、元谭堡,复经今巴州区域内的枣林铺、清滩铺、佛龛铺至巴中。这条路沿线历史时期的地名、地面遗址、遗迹和出土资料最丰富,前引黄盛璋先生称之为“巴江谷道”中“最主要的一条”道路,非常正确。

  2.由南郑县出发一路到达喜神坝后,取道挡墙河、贾家河、崖房坪、台上入南江县境,复经焦家河、麦子坪、老君岩、龙神店、抽筋坡、银杏坡、沙滩、阎王碥、头道水、马跃溪、琉璃关到南江县城底塘铺,余下到巴中的路段与上面第一条路线重合。

  以上两线均于南江县入川,以下线路则由通江县入川,并沿该县境内的河谷延伸。

  3.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〇《山南西道八》记壁州(通江古称,治所即今通江县城诺江镇)“东北至东京三千四百里,东北至西京三千里,北取洋州路至长安二千里,北取洋州兴道县五百四十里。”[7]《寰宇记》此条反映的壁州北向经洋州到汉中的路线,应即循大、小通江等河谷形成的古代通道。其中循小通江者曰汉壁道,其具体路线为:自南郑县东南向经祖师殿、高家岭、牟家坝、马仙坝、青石关、固军坝、天池梁、镇南关、羊圈关、西河口、碑坝、朱家坝,循小通江上源碑坝河谷经今诺水河镇,沿着小通江谷道过板桥口、青峪口、涪阳坝、草池至壁州,再西南向抵达巴中,或继续沿着通江河(大小通江在县城汇合后称通江)南达平昌县。此为米仓道的又一条重要线路。

  4.从古代汉中洋州汉水南岸的西乡县(唐前期洋州治所)南向出发,越岭循大通江河谷至壁州的洋壁道。其线路为:从洋州西乡县溯牧马河(古洋水),经峡口、古代洋源废县、大巴关、太爷庙、白雄关、龙池场、白杨关、长坪、泥溪、苦草坝、碧溪场、烟溪场、瓦室镇、长胜、毛浴镇诸节点下抵壁州。一个时期以来,在陕南城固、洋县一带出土的数量可观的商周时期铜器群,和近年来发掘的城固宝山遗址证明,这里历史非常古老,而且经济文化很早就达到相当水平,其南向通过大小通江河谷与巴人的联系互动,应该很早就已经发生。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此线在洋水源头的钟家沟与大、小通江源头邻接,离小通江上源碑坝河尤近,除经小通江河谷的汉壁道已如上述外,亦可于碑坝西南向经草坝进入南江县境,复经沙坝、贵民、黄泥堡、鹿角垭到南江。历史上亦有从巴州经集州走巴岭路赴洋州,并取道傥骆道抵达西京长安的路线,此线比从巴州经集州、南郑取褒斜道的里程更短,唯因傥骆道之重要性位在褒斜道之后,仍以取南郑、褒斜道赴西京为主。

  5.洋壁道另外一线:主要循大通江的一条支流即发源于西乡县的白石水,蜿蜒于今通江县瓦室镇的鹿鸣村和长胜村之间汇入大通江后,与洋壁道合,再达壁州。白石水又名白石川,其上源曰青水(或作清水)。《太平寰宇记》载:“青水,一名白石水,东北自洋源县界流入,西南流与诺水合。”[8]青水从西乡起源后流经镇巴、万源境,过竹峪关入通江境,因此,此道从洋州西乡源头起,历长岭、索垭、仁林、洋芋塘、九员关,竹峪关、澌波、洪口、沙溪、白石废县(今通江县文胜乡白石寺村)、长胜、瓦室、毛浴下抵壁州。

  以上诸线,固然有主、次之分,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米仓道的主线也可能并非一直固定不变,而是在以上线路中曾有过因时因故而异的情形。但从较多的文献记载看来,从南郑县出发向南沿濂水谷道,越米仓山岭之后复沿南江河谷经南江县城至巴中之线,较长时期充当了主要线路,这基本是符合实际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集、壁二地长期以来都是行政区划,与米仓道可谓相互依存,因而沿着大、小通江的古道也是通往巴中的重要路线。同时,山区交通亦极具复杂性,一是地域广袤的米仓山区共时性地并存着许多大致南北向的山涧谷道,可供杂居其间的先民族群各自就近取行。二是山区交通易受到自然因素(水患、地质灾害等)或人为因素(如战乱等)的影响,难免会出现主要路径时异而线易的改道现象,这就使汉壁道等线路在有的时期也可能担当起米仓道主线的使命。

  二

  由于文献缺略,考古资料也很少,对米仓道的性质学界有不同看法,或认为是民间通道,或认为是商道,或认为是官道或官民共用之道。看来情况比较复杂,在作充分研究以前,尚难一概而论。综合考察各方面的资料,尤其是考虑到米仓道诸线往往是古代巴、汉之间连接各州、郡、府、县治所的主要近捷通道,我们倾向于后说,即米仓道系统至少其重要路线、路段应当长期为官道,或曰官民共用之道。以下谨对之作些初步的分析。

  米仓道主线曾长期具有官道性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米仓山南北尤其是汉中与通南巴一带长期密切的行政隶属关系决定的,也与五代两宋以前中国政治中心长期在离这一带不远的关中相关。自东汉巴中开始设为汉昌县以后,到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今通南巴一带州、郡、县的建置日益增多,隋唐时期达到十多个县。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显然是由于这一带经过长期开发、移民,已渐趋繁荣。这既是交通进步所赐,又反过来促进了交通的发展。而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米仓山两侧一些县及其治所增设很快,并且引人注目地向后世川陕分界线推进。如南江县前身难江县初设于梁武帝普通六年(525年),治所位于今南江县城南江镇以南数十里的八庙乡;但就在其后仅过了十余年的大同年间(535-545年),朝廷即北进至今南江镇置东巴州,下辖安宁、敬水、平南三郡,史载均在巴岭侧,惟治地已无考。

  这些新增设的州、郡尤其县及其治所,往往比后世明显更靠近今天川、陕两省的分界线。如道光《通江县志》卷二《舆地志·古迹》“白石废县”目载:

  《隋志》:清化郡领白石县。《旧唐志》:魏置,以白石水为名。武德元年属巴州,寻属集州,八年改属壁州。《寰宇记》:在州东北二百里……《郡县通释》云:废白石县,后魏废帝立,以白石川为名。[9]

  又云:

  县(疑脱“北”字——引者注)百里有旧白石城,周遭石壁可容万人,四隅石门、亭址俱存,有淳熙(南宋孝宗年号——引者注)间题咏。下为白石寺。

  其《符阳废县》目:

  《寰宇记》:县在壁州北七十里,晋、宋宣汉县地,……宋熙宁五年省入通江。

  由上可知,壁州以北七十里的符阳县是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方省入通江的。而白石旧县更在县北百里、州东北二百里,具体在今通江县城以北的文胜乡白石寺,从西魏废帝年间(552-553年)到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共存在了500余年。又如通江在南宋末年曾分为上通江县(治今县城诺江镇)和下通江县(治今县城以北的永安镇坝村),元朝至元二十年皆并入曾口县,至正四年复置通江县,并移治原下通江县治所,更在白石废县治所西北,直到明朝初年才还治诺江镇。

  以上情形在米仓山、大巴山北面亦然。如《嘉庆重修一统志》的《兴安府》卷《古籍目》引《通志》所载广成故县[10],该县位于陕南紫阳县以南六十里,已地近今川(渝)陕边界。又如《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八《洋州》“西乡县”条记:

  废洋源县在州东南一百八十里,因县北洋水为名,大历元年(766年)为狂贼烧劫,北移于西乡县二十里白湍村,权置行县。

  唐朝天宝以前,洋州治所为西乡县城,与今县同。天宝以后,州治北迁兴道县,南距西乡县一百里,洋源县亦于大历元年北移于距西乡县二十里的白湍村,宝历元年(825年)废。是其北迁六十里权置行县于白湍村之前,洋源县故城一直在洋水之源,离西乡县八十里,已近巴岭,从这里越岭沿巴江河谷,即可到白石故县,进而抵达今通江县城。再如据《大清一统志》卷一八六《汉中府》的“廉水故城”目载:该城“在南郑县西南,后魏延昌中置,县属褒中郡,梁大同中省,宋复置。《舆地纪胜》:‘县在府南五十里’。”此为古代米仓道上著名的廉水故城,也明显比南郑更贴近米仓山麓。

  米仓山、大巴山两侧上述诸古州、郡、县的设置,显然是当时国家审时度势之战略举措,标志着这些地区在中古的重要发展,可谓其历史上的一个相对繁荣时期。它不仅反映当时开发程度已经较高,有了较为发达的交通,可以从物力、人力和交通条件上支撑这些行政区划的设立,而且必然反过来促使经济和交通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可知,连接和通过这些州郡县治所的交通路线,自然是政府人员往还、政令文书递送之正式通道,应具官道性质,至少是官商或曰官民共用之道。同时亦不难想象,由山区交通的必需所致,作为国家工程的栈道,当在这一时期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尤其是政治重心的东徙、北移,使整个蜀道系统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但包括米仓道在内的蜀道系统在宋代却继续呈现繁荣状态,原因有三:一是政府出于传统,仍然保持了对道路系统的管理维护体制。广元清风峡栈道旁石刻云:“淳熙丙午(1186年)仲春,桥阁官刘君用改修。”“桥阁官”一职的设置,明显属于国家对栈道体系保护管理的制度性安排,足可见宋廷对之的重视。二是米仓道等蜀道系统长期作为宋廷抗击金人、蒙古人南下的重要战略孔道,须要确保畅达。三是两宋时期,四川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柱之一,南宋时甚至是国家财政收入近三分之一的来源,经济文化发达,居于天下前列,需要发达的交通来承载大量出入的物流、人流。《宋会要辑稿》记载利州路所辖各州、府、县在熙宁十年前的商税场务数据如次:兴元府3,利州3,洋州8,阆州1,剑州7,巴州5,文州6,兴州2,蓬州1,龙州2,三泉县2,集州7,壁州1[11]。其中集州商税场务数量与金牛道上剑州同为7个,仅次于隔巴岭相对的洋州,说明当时米仓道确实非常繁荣,似乎并不输于金牛道。

  有元一代,四川经济虽然已不复宋时之盛,但仍然在天下举足轻重。在陕南与巴蜀从行政上完全划离以前,元朝将难江县并入保宁府巴州化成县,属四川行中书省广元路,该路治所仍在汉中沔县东。米仓山南北巴、汉之间的此种行政隶属关系,亦必有畅达的交通为基础。特别要指出的是,元朝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的重要时期,以极为发达完善的站赤制度著称,对其当初南下统一全国的战略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米仓道,自然会保持充分的重视。因此,元朝不仅在米仓道上建立米仓关,而且沿线栈道等设施得到兴修维护。(未完待续)

  注释:

  [1]孙秀丽:《考古徒步五百里,专家险行米仓道》,《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30日第7版。

  [2]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地理学报》1957年第4期。

  [3]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

  [4]如蓝勇《米仓道的踏察与考证》(《四川文物》1989年第2期),李烨、余忠平《米仓道考察记》(《文博》1994年第2期)、雷玉华《米仓道与巴中石窟》(《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等。

  [5]同[2]。

  [6]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题注。类似的观点出现很早,如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六亦在略述蜀道主要路线后即云:“今繇关中以趣汉中,繇汉中以趣蜀中者,谓之栈道。其北道即古之褒斜,南道即古之金牛。而子午、傥骆以及米仓之道,用之者或鲜矣。”是其亦认为米仓道等诸道的重要性远不及金牛—褒斜一线。

  [7](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四〇《山南西道八》“壁州”目,第2722页,中华书局,2007年。

  [8](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四〇《山南西道八》“壁州”目,第2724页。

  [9](清)道光《通江县志》卷二《舆地志·古迹》,《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3册,第48页,巴蜀书社,1992年。

  [10](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四部丛刊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11]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所统计。转引自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第29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